李波是中科院亚热带生态所的副研究员，他赴藏的任务是灭鼠。

 

为避开藏历4月的放生节，李波不仅头一次将行程提早到了藏历2月，而且还将新增一项试验——给鼠做“结扎”。对这位在湖南洞庭湖区与老鼠打了数十年交道的鼠害防控专家来说，西藏的新课题仍旧让他深感压力。

 

此时，距离《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中提出的近期目标完成期限，仅剩下不到3年时间。

 

 

西藏的草原鼠害由来已久，尤以草场面积最广、草质最好的那曲地区为甚。

 

那曲位于拉萨以北，是西藏的主要牧区，拥有我国五大牧场之一的羌塘大草原。全区草地总面积5.1亿亩，占整个西藏自治区的40%以上。近年来，受过度放牧等因素影响，草场普遍退化，鼠害日益猖獗。

 

2006年7月，青藏铁路刚全线通车不到一个月，李波跟随中科院农办组织的代表团第一次来到西藏。此时正值旅游旺季，一路上蓝天碧草。

 

可李波走到跟前却发现，美丽外表其实难掩尴尬：无处不在的鼠洞几乎侵蚀了整个草原。

 

就连西藏有名的神湖——纳木措，其周边草场也已遭到鼠害进攻。“一平方米的草地上最多时有好几个鼠洞”，有“驴友”在日志中写道。

 

经分片排查，李波和同样从事了多年鼠害研究的该所研究员王勇等人发现，平均每公顷草场的鼠洞个数竟多达970个左右，除去被同类侵占的鼠洞，实际有效洞口仍多达460个。

 

对青藏铁路沿线路基的调查更令李波吃惊。就在位于那曲县香茂乡的试验基地不远处，青藏铁路纵贯而过。铁路路基鼠害甚至比相邻的草场更为严重：东面带框的护坡每公顷多达1060个鼠洞，无框护坡处更多达每公顷1710个；铁路西面情况略有不同，有框护坡上每公顷虽只有680个鼠洞，但无框护坡处的鼠洞数却高达每公顷2760个，密度较相邻草场高出两倍。

 

等到2007年4月再次进行调查时，铁路护坡上的绿化草基本已被老鼠吃完。

 

 

其实，与牛羊争食牧草的主要是一种兔类的亲缘动物——高原鼠兔，又称黑唇鼠兔，是藏北草原主要鼠害来源。作为我国的特有物种，黑唇鼠兔分布广，数量大，多栖息在土壤较为疏松的坡地和河谷，不仅喜食优良牧草，在打洞时往往连草根也一起损坏。

 

“相比其他物种，鼠兔对牧草的竞争力很强，对牧草根须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李波说。而且，鼠兔的繁殖力极其强。

 

另一种常见鼠害源是喜玛拉雅旱獭，比高原鼠兔体型更大，对草地的危害强度也更高。每天约可吃掉3斤鲜草，大约3只喜玛拉雅旱獭就要消耗1只绵羊所需的牧草。

 

比草地遭啃噬更可怕的是鼠疫。2005年西藏日喀则发生一起人间鼠疫，5人得病、2人死亡。喜马拉雅旱獭正是藏区鼠疫的主要宿主。

 

中科院亚热带生态所在2006年撰写的一份中科院专报中指出，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疫源地有72个县市，其中31个分布在西藏。青藏铁路开通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宿主动物的原有栖息环境，导致旱獭密度增大，很有可能加剧该地鼠疫流行和扩散的态势。

 

 

在鼠害防治的几种基本措施中，化学杀鼠剂由于作用快、效果好，是最常用的手段。

 

那曲地区科技局农牧科科长小扎西告诉《中国科学报》，过去，当地多采用一种名为肉毒鼠梭菌的生物鼠药。但这使一些牲畜在鼠药未降解前误食中毒，而且这种鼠药受温度限制，效果难以发挥。

 

耗费大量时日摸清鼠兔的分布和繁殖规律之后，李波等人返回长沙。一个多月后，他们带上课题组的科研成果——“特杀鼠2号”重返藏北。据介绍，该成果是目前国内最安全的第一代抗凝血型灭鼠剂。

 

为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研究人员大幅降低了鼠药的浓度。李波说，在内地，常用鼠药浓度一般为0.1%；而在藏北，浓度降至五分之一。

 

同时，鼠药的投放也更加谨慎，不仅投放地点从过去的洞外移到了洞内，饵料由稻谷换成了青稞。过去人们认为，西藏鼠兔只吃牧草。研究人员对鼠兔的习性深入研究后，配置了一种以当地青稞为主要原料的饵料，结果很奏效。

 

谈到“特杀鼠2号”的好处，小扎西认为主要是对牲畜没有危害，“羊和乌鸦吃了中毒鼠的肉都没事”。另外，由于采用的是凝血型灭鼠药，鼠兔吃药后并不会立即死亡，而是会爬回洞里，不会被同类发现，使得灭鼠率大大提高。

 

“老鼠之间也有信号传递，如果见到同伴被毒死了，就不会吃鼠药了。”小扎西解释说。由于改用了新型鼠药，即使在牧草丰盛的夏季，喜食牧草的鼠兔也会“中招”。

 

2007年5月，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所的专家克服高原缺氧反应，经过近1个月的努力，在那曲成功建立了4000亩草原鼠害治理示范区。

 

经过在示范区的灭鼠试验，灭鼠效果达到了94.68%，有效控制期长达15个月，无二次中毒事件，对人、畜安全性好。而在青藏铁路护坡开展的灭鼠试验，灭鼠率更是高达98.63%。

 

但这种“示范”作用仍然有限。“主要是示范没形成规模。”小扎西说，虽然示范面积已达几百万亩，但和那曲地区多达数亿亩的待治理草场相比，实属微不足道。

 

 

而治理面积，远非藏北鼠害难题的全部。

 

谈到鼠害治理效果，李波表示，作用有限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藏北高寒、缺氧，“愿意参与藏北鼠害治理的人越来越少了”。再加上鼠药费、饵料费、拌药及投药人工费、投拌饵器械、毒饵运输费等投入大，造成害鼠治理很难大范围覆盖。

 

更大的阻碍则来自宗教信仰和习俗。在整个藏历4月里，僧俗不吃肉，不杀生，专心转经朝佛，灭鼠自然不合时宜。灭鼠工作得到的不是当地民众的支持，而是反对。

 

为避免杀生，当地研究人员曾采取过一种放置“招鹰架”的办法。这是一种供鼠兔的天敌鹰栖脚的架子。但小扎西说，这种方法效果并不明显。

 

2009年2月，国务院批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草场退化和草原鼠害治理被列为重要目标。在《规划》的远期和近期目标中提出，到2030年，西藏退化草地和草原鼠害应基本得到治理，到2015年，这两项任务应取得重大进展。

 

谈到《规划》制定的目标，小扎西表达了担忧，“当地气候条件差，能承担大项目的带头人少，外地专家又不可能长期蹲守，导致长期缺人才”。加上面积太大，治理成本很高，过去的治理只能是“救火队”式的，从示范到全面推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波甚至坦承，要合理治理藏北鼠害，投放鼠药并非长远之计。出于对生态安全的长远考虑，他们正在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合作，开展鼠类绝育剂试验。目前实验室阶段的工作已经完成，今年4月份就将在西藏首次实地试用。

 

“其实，若要从根源上解决鼠害，必须和种草、禁牧等同步进行，这将是一项生态恢复的长期综合工程，绝非朝夕之功。”李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