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1889～1971），中国地质学家。出身于湖北黄冈一个教师家庭。1902年入武昌高等小学。1904年东渡日本，先入宏文学院，后进大阪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造船。1910年回国，曾在武昌工业学校任教。1912年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同年留学英国，入伯明翰大学学习地质，1919年国。1920年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1927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34年赴英国讲学，1936年回国。1948年赴英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1950年回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被选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代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为研究地壳运动和矿产分布规律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并在古无脊椎动物化石蜒科的研究、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和地震地质方面作出了贡献。主要著作有《中国地质学》、《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不相信中国没有石油1959年的冬天好像来得特别早。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严冬笼罩着中国大地。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那时在中国主要城市的街道和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背着一个个大沼气包，给当时的困难更增加了一份阴暗的色彩。满地跑的汽车为什么不烧汽油，却要烧沼气呢？是我国缺少石油吗？难道解放近10年了，我们还要回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依靠石油进口、用“洋油”的时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从本世纪早些年关于中国是不是“贫油国”的一场大辩论谈起。

1964年，毛泽东亲切会见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土地上，帝国主义势力猖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派遣了一批批专家学者来中国勘察和了解矿产的蕴藏情况。1914年美国的克拉普率领的一支打井队，在他们认为最有希望找到石油的陕北到处打井找油，结果一连打了七口井却一无所获。1938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经理富勒等人又来到中国，到处钻探打井，结果也是徒劳而返。还有其他一些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转悠了一圈后，同样两手空空。于是，他们得出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为了使人们相信他们这一结论的正确，还搬出了坚信不疑的唯海相地层生油的理论，认为中国大地多为陆相地层，从岩石的种类和生成年代来看，不存在具有商业价值的石油矿藏的可能性。从此，中国贫油的论调甚嚣尘上，鼓噪中华大地。然而就在这时，一些有独立见解的中国学者唱出了“不协和”的声音，李四光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1934年到1935年他在欧洲讲学的时候，曾多次提到在我国新华夏系的沉积带中“含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即石油。当然，李四光的这一论断在当时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时代，不仅没有得到人们的承认，相反还引来一股反对的小风潮。 一声巨雷震天响。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经过3年的恢复，很快就转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发展工业，振兴经济，没有石油怎么行。但是，解放前的那场争论，确实影响深远，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石油工业如何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一天傍晚，在中南海的绿茵草地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正在运筹帷幄，商讨国家大事。突然车灯一闪，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一旁，李四光应邀来到这里。一阵亲切的问候后，大家纷纷入座。毛主席对坐在自己身旁的李四光说：“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我国的石油问题。”周总理首先分析了我国石油生产的形势。我国除在玉门开采的少量石油外，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得不用不太宽裕的外汇进口石油。说到这里，毛主席插话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一切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如果我们确确实实缺少天然石油，就需要考虑走发展人造石油或从油母页岩中提取石油的道路。” 　　 李四光听到这里，思绪万千，再也坐不住了。不等主席、总理请他发表意见，就马上发言：“主席、总理，我认为我国天然石油的前景是很好的。”接着他陈述了唯海相地层生油理论的片面性，认为某一地层是否含有丰富油藏的关键不在于是陆相地层还是海相地层，而在于当时是否具有生油的环境。陆相地层虽然没有遭到海水淹没，但却存在着面积辽阔的低洼地区，其中有的长期被湖水所淹没。这种被湖水淹没的低洼区及其周围地区，如果气候温暖湿润，就有利于各种低等生物的大量滋生繁殖，为石油的生成准备了物质条件。经过漫长的地质时代，陆地上的大量泥沙冲积到这些低洼地区，很快就把那些滋生在低洼区的低等生物埋藏起来，不让它腐烂成气体向空中扩散。年长日久，这些混杂在泥沙中的生物体和其他有机物便分解为石油、天然气而深埋在地层之中。我国陆相地层广泛分布，但从其沉积环境来看，是具备生油条件的。 “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呀！”“中国这片国土上有没有石油？”对这一问题，李四光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结合石油生成的客观规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偌大的中国，天南海北，石油到底埋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到底应该到哪里去找石油呢？这一非常现实的问题，还有待于作出正确的回答。李四光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根据自己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认为，生油是一个方面，储油又是一个方面。有生油条件的地方，未必都能找到可供开采的油田。因为石油生成之初，是点点滴滴混杂在泥沙中的。只有经过各种地质变动，才能把原来分散的点滴石油集中起来，汇集成可供开采的油田。他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一条湿毛巾如果平整地铺开，它所含的水分是均匀分布的；如果我们把它折起来用手一拧，淙淙水流马上就出来了。因此，李四光的找油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先找油区，即找储油构造，然后再找油田，也就是找最有开采价值的地方。根据这一思想，李四光为中国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石油勘探和开采的蓝图。他指出，在中国的东部，包括附近海域，由东向西平行排列着两个构造带：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松辽平原—华东平原—江泽平原—北部湾。这两个构造带在地质史上都是沉降带。它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沉降，周围隆起的地区则不断提供泥沙在这里沉积下来，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大量低等生物被泥沙埋藏起来，使这里具备了很好的生油条件。与此同时，由于地壳运动，使含有石油的地层发生扭动，这样石油就聚集在某些地方，成为有开采价值的油田。 　　 李四光作为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质部部长，他的找油思想那么明确和坚定，无疑为中国的石油战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依据。于是在1956年中央根据李四光的意见，找油工作进行了战略转移，由原来仅局限于西北—隅开始向东部转移，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石油大会战。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和科技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大草原。经过几年奋战，终于拿下了大庆油田。而后又在华北取得了勘探的胜利，东营（即现在的胜利油田）形势看好，大有希望。捷报传来，李四光心里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在给地质部党组的一封信中，在肯定了东北、华北石油勘探的成绩之后，又展现了南方石油勘探的前景。他认为继松辽之后华北几处又见油沙，这不是孤立的现象，它进一步表明整个新华夏系有光明的远景。在新华夏系的江汉平原应加强力量，如有余力，越过南岭到广东西南部的北部湾，也应开展工作。看，李四光的眼光是何等的犀利、深邃！好像透过厚厚的地层，他已看到了深埋在中国国土下面的丰富石油宝藏。其实这时的李四光已不仅仅局限于陆地，他已面向茫茫的大海。1961年秋季他曾登上“金星号”考察船不顾汹涌的波涛驶向大海。他深信辽阔的海洋有着丰富的宝藏，等待着人们去开发、利用，造福人类。 　　 中国东部地区石油勘探取得重大突破，打出了可供工业开采的油井，这是坚持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识路线的胜利。同时也宣告了外国学者囿于一隅之见而得出的“中国贫油论”的破产。喜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更是无比欢快。从此，我国可以结束依赖“洋油”的时代，用我们自己生产的石油实现工业化了。此时此刻，人们决不会忘记对我国找油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李四光。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李四光作为人民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特意接见了李四光，赞扬他对我国石油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一见面主席就幽默地对李四光说：“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呀！”就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李四光的找油思想和理论。他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 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1966年3月8日凌晨，我国河北邢台发生了7级以上的地震。当时地动山摇，房倒屋塌，还在睡梦中的不少群众一下子被埋在了瓦砾之中，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巨大损失。震区人民的灾难牵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李四光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心里也很不平静。晚上，李四光家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李四光拿起电话，是总理办公室来电，让他马上到中南海去一次。李四光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匆匆驱车赶到了中南海。这时，总理办公室里已聚集了不少人，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凌晨发生的地震。李四光的到来，一下子使沸沸扬扬的办公室静了下来。周总理连忙招手，让李四光坐到自己的身旁。周总理召集这次会议，是专门邀请大家来讨论地震是不是可以预报这一问题的。当周总理简要明确地说明了会议的目的后，就静静地听大家发表意见。 　　 地震可以预报，这谁也没听说过。这个怪物来去匆匆，看不见，摸不着，意大利、日本这些多地震的国家研究了上百年，也没有解决预报这个难题。我国自古至今，地震虽多次发生，但也只有地震记录，无预报的先例。地震预报这一问题突然摆在众人面前，与会者都不知该说什么是好。这时，周总理微微偏过身来，面朝着身边的李四光说道：“李老，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吧。” 　　 李四光的思绪一下回到了1962年3月广东新丰江水库发生地震后，周总理委派地质部组建地震地质大队，专门从事地震的调查研究，解决地震预报问题。从那时起，在李四光的脑海里，地震预报一直在转悠。不仅如此，他还与广东地震局多次联系，并派人到新丰江进行现场调查，听取汇报，并翻阅了大量野外工作资料，时刻关注着地震预报这一工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会议虽然有点突然，但李四光还是有充分准备的。他轻轻地探了一下身子，慢慢地说了起来。 　　 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因此人们是可以认识它的。有关资料表明，全世界每年发生地震约500万次，其中95％是浅震，一般发生在地下5至20公里上下。但是，从历史记录来看，破坏性大的地震并不是在地球上平均分布的，而主要集中在某些构造带，特别是一些断裂带上。因此，只要我们注意对断裂带的研究，特别是摸清断裂带中哪些地方和地段至今还有活动，并设置必要的观测网，对断裂带的活动进行监测；另外再参考我国历史文献中丰富的历史地震资料，是可以对地震作出预报的。问题是我们对这项工作抓得太晚了。 　　 会后，李四光赶回地质力学所，立即和有关人员讨论如何开展地震研究和预报工作，并指派自己的秘书赶赴邢台地震灾区，观察震情，随时向他汇报。4月20日，李四光不顾76岁高龄在周总理两次视察震区之后，亲自踏上邢台的土地进行考察。在考察过程中，他还和邢台地委的领导和在震区开展工作的同志讨论了地震预报的方法，分析了地震今后可能发展的趋势。李四光的这次震区考察，对从事地震研究工作的同志是很大的鼓舞，更进一步增强了他们进行地震预报的信心。 　　 “周围闹，当中跳。”这是地震工作者根据许多地方地震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总结出来的一种认识。邢台地震之后，在邻近地区又接连不断地发生了频繁的小震，它们密密麻麻地分布在从河北到北京周围的8个郊县。这时，有人担心北京附近会不会发生一次比较大的地震，如果这样的话，将直接威胁到首都的安全。一时间传闻四起，人心惶惶。
一天下午，李四光又一次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来到国务院会议室。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早已坐在那里等候。李四光一到，总理就马上宣布开会。当有关同志介绍了最近北京周围地区新的地震情况之后，关于以后地震发展的趋势如何，没有任何人敢轻易发表意见。总理的目光再一次落到李四光的脸上，请他谈谈自己的看法。李四光从容地摊开临来前准备的资料和图表，非常自信地说：“我对用地应力测定预报地震是有信心的。虽然现在的地应力测定还不太准确，但尧山地应力最近的变化情况，还是可以参考的。”说到这里，他指着地应力变化的曲线图请大家看，应力值的曲线连日来没有比较明显的变化。这是一种情况。接着他又说道：“邢台地区已经发生了两次强烈的地震和万余次小地震，岩石中出现了大量断裂。这些断裂了的岩层必然在重力场的作用下调整自己的位置，以求均衡，所以就发生了一系列小的余震。这种余震与当初岩层断裂引起的地震性质是不一样的。再说由于大量断裂的存在，即使有地应力的重新积累，大部分都通过裂隙释放了能量。所以，我认为这一地区近期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极小。”听了他的发言，大家心上的石头落了地，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脸上露出了笑容。根据李四光的分析和判断，决定不向公众发出震情预报。这样就使北京人民免受了一次惊恐以及为躲避地震而带来的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