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察在华夏文明史中属于我国古代“堪舆”（俗称“风水”）的范畴。汉代许慎解释道『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堪舆学”（风水学）实际是我国人民在五千年历史发展漫长过程中，通过劳动实践，特别是营造实践产生发展起来的，是古人们针对城镇、建筑选址研究“天”（气候、日照等条件）和“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和资源等条件）的学问。在“堪舆学”（风水学）中，溶入了我国古代人民大量的实践经验。

我国古代营建活动开始萌发的“择地术”可视为我国工程勘察技术的开端，在工程勘察史上占有独特的一页。

　　宋代李诫所著《造法式》中有“凡开基址, 须相视地脉虚实”的记述。近代地质专家赵如钧在1920年所著《钻探术》中指出:“钻探发轫始, 今已难详，最初钻头只用钢铁，发动全恃人力钻眼亦不甚深。钻探之目的仅在立建筑之基础。”

　　在北京昌平的北埝头和平谷的雪山村的古人类的半穴居遗址中的 “础石”和“夯实”遗迹表明我们的祖先在那时就对其生存居住的自条件和地基与建筑的关系有了较深的认识。

　　《史记》中的“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和《周髀算经》中的“禹治洪水，决疏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乃勾股所由生也。”记述了夏禹时期营建勘测和治水勘测的“准绳”、“规”、“矩”等勘测用具。

　　《周髀》记有周公测景时同商高的一段论述:“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 覆矩以测深, 卧矩以知远, 环矩以为圆, 合矩以为方。”

　　《周礼》中则记有“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又记“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所有这些资料同战国初《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有关王城规划及宫室建筑的记述一同表明了那时的勘测技术已初具雏形。

　　从我们的祖先挖穴居（袋穴）置其础石始，经建宫室构筑石础、立柱础，到南北朝兴建刹柱式结构的高层木塔树立通长到顶的大柱（柱根需要埋入地基之中的础石之上），说明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掌握了一种类似于凿井的钻探技术过程。

　宋代的《造法式》做过“凡开基址，须相视地脉虚实，其深不过一丈，浅止于五尺或四尺……”的规定。

　宋以后，人们通常采取了一种近乎于现在验槽的勘察方法。历史档案馆中的一份奏折详细地记述了清代工部穆章阿等人查看西陵“风水”的经过：“……周历查勘面土，一、二尺颜色淡黄三尺以下渐次深黄，至五尺中微带砂性，二、三寸不等。至六尺土性坚实,纯净带紫黄，至九尺以微露砂性寸许。至一丈一尺土脉全系紫黄当向……。据端木圆瑚称详有穴土坚细不松、光润不泽……”。

　民国时期，人们在勘察中还采用了一种类似于今的载荷试验的勘察方法。那就是人们在开挖好的槽坑内，置一漏斗形并带有一定重量的木制土压台，上系卷尺，并根据土压台的沉降判断土质好。但是,民国时期的北京建筑大多是按其每平米不超过10吨的承载力进行设计的。
古人遗址工法管窥
新石器时代中期北埝头遗址
北京市平谷县城西北 7.5公里的北埝头村西台地上，有新石器时代中其的10座残存半地穴式建筑房址，布局密集。房址内壁底部有柱洞遗迹，间距50－60厘米，圆形术穴直径 22-24厘米，残深20厘米，洞内填有红烧土粒，较硬。推测埋入木柱后，在洞穴四周又作了夯实。
新石器时代晚期雪山村文化遗存
北京市昌平县城西 4公里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雪山二期文化遗存。遗存为 3座半地穴式房址。房基呈椭圆形，其门道中部和穴壁两侧地面有柱洞遗迹，室内地面中部有平石一块，是为础石。
西周燕国古城址
西周燕国古城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的董家林村。其城墙从“生土层”起建。即先在生土地面上挖出一条浅基槽，然后填土与基槽平，在其上堆土并宽于基槽，然后夯实层层起筑。夯筑到一定高度后采用分段板筑方法。夯窝呈圆形，分布密集。在主城墙内外两侧，有斜坡状“护坡”，其土质较紧密。
东周蔡古庄城址
北京周口店区西南与河北涞水县交界处，顺拒马河右分支向下约 2.5公里的一块高敞台地上有东周蔡古庄城址。城墙为板筑，墙上至今仍有板筑时的柱孔一排，柱孔间距为 1.5米，孔径为 6厘米。夯层夯窝清淅明显，夯层厚约13 -15厘米。夯层与夯层之间有铺草痕迹……
汉代清河镇朱房村古城
　　北京市清河镇西约 1公里朱房村有一古城址。发掘得知城基宽达11.85米，残高3.15米，顶残宽 1.4米。按周官《考工记·匠人·沟洫 》所记筑城法“城厚三尺，崇三之”。即底与高成一与三之比。则当日城的高大可想而知。此外城内建筑遗址遍地皆是，发现十几座陶井圈叠成的水井，还发现地下埋有整行的墙基与房基。
三国北魏戾陵堰、车箱渠遗址
在今妙峰山到寨口一带为著名的戾陵堰、车箱渠水利工程遗址。其规模“广袤三十里”（当时一里约等于现在的435.6 米）。后因水流所经老爷庙一带地形隆起，水方断流。现今只留下风口地形。
辽代房山县北郑村辽塔
北京市房山县西南约20公里的北郑村辽塔为一座八角形密檐式塔，残高21.3米，塔基直径为 6.2米，砖砌塔基，分夯土和填土两层，最底下一层则是塔砖，亦铺在生土上。
金代北京大葆台建筑遗址
大葆台遗址位于北京丰台区郭庄西南隅，遗址南北长百米，东西宽70米。残存遗址主要是一座西房。房西残留一段后檐墙和铺地砖。檐墙南端有一方形青石质柱础，砌在墙中，高出地面36厘米。柱础西侧一半座于两层砖之上。东侧一半是用碎瓦片和夯实黄土作基，作法特殊。
金代中都南城水关遗址
　　水关址位于北京今右安门西南。南临清水河，距现地表 5.1米，南北向。遗址南北（已揭露部分）长21米, 宽18米。水关入口东西两摆手呈倒“八”字排列。石板构筑，并以银锭铁固定。摆手残高 1.5米。前排有密集的圆柏木桩。水关主体为长方形，地面平铺石板。石板下衬有粗大方形横木，即衬石方。地面上接近水口的大石板用大铁钉固定在衬石方上。衬石方下是成排地钉。两者用榫卯结构垂直相接。
元大都城墙遗址

元大都成墙遣址有西直门至蓟门立交桥一线西侧的西土城和北郊的北土城两处。

元大都仿《周礼·考工记》中所载 “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之制的整体规划思想修建。都城在规划之前曾作了较为详细的勘测，城址避开了中都废墟，而把秀丽的湖泊和未被破坏的万宁宫包了进去。

　　元大都城墙系用土夯筑而成。城基宽24米。其城宽、高和顶之比为 3:2:1。夯土中亦使用了“永定柱" （竖木）和“ 木”为防止雨水冲刷,土城上除复以苇排外，并在城顶部中心设有 300米的半圆形排水瓦。

　　大都城内规划周密，整齐有序。其中轴大街宽28米，干道大约25米, 胡同则宽 5-6米。

大都城供、排水系统也相当完整。在大都城东墙中段和西墙北段发现有石砌排水涵洞。发掘表明，它们都是在夯筑土城前预制的。整个涵洞作法与《营造法式》同。
元代后英房居住遗址
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在今北京西直门里后英房胡同西北的明清北城垣墙基下，是一处较大的居住遗址。遗址所见柱础都是素面柱础，按功能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明柱柱础，在方石上刻出低矮的覆盆；第二种是暗柱柱础，被包在墙壁之内，多用略加凿平的方石作础；第三种是廊柱柱础。主要建筑下地基都经夯筑。如主院北房柱础作法为：安放柱础前，先是台基上挖一1.5-2米的见方、深1.10米左右的坑，坑底达生土内，坑内一层土一层砖瓦夯筑，其上在放础石。地基处理方法与《营造法式》上所规定的相同。其所有墙壁均是平地起筑，不曾挖槽打基。
明代北京城垣

明代北京城垣除北城垣是在元大都北城南 2.5公里一线为新筑外，其余都是在元大都旧城垣基础上修筑的。明永乐、嘉靖时，又展筑南城, 使北京城总平面图呈 "凸" 字形。其东、西、南城垣是在元代旧城上包筑起来的，故这三面的基础和元代的城垣基础为同一基础（以纯黄土筑之，地基坐入地面 2米深“最深处达三米”，基宽则达25米。其不同之处是内外壁大砖以下部分有三层衬基石）。

　　值得指出的是后展筑的南城墙。在崇文门至宣武门一线深达 5米的流砂层中，发现多达15层的纵横交错的木料全用铁扒钉钉牢，组成了一个整体。其空隙用砂土填实，并以此为基础起筑了夹杂砖瓦的黄土夯层。用这种方克服流砂，不仅增强了墙基的稳固性，又增强了墙基的承重能力。

清代基础营造工法：

	清代朝阳门衙署、南北官厅做法 光绪十九年
		南	北
	地脚刨槽	3丈 3尺 3寸	6丈 2尺 6寸
	进 深	2丈 5尺 9寸	2丈 5尺
	深	4尺 1寸	4尺 1寸
	筑打灰土	3步	3步
	押槽凑长	3丈 3尺 3寸	11丈 3尺 4寸
	宽	1尺	1尺
	筑打灰土	2尺 6寸	2尺 6寸
	内裹填厢面阔	2丈 8尺 9寸	4丈 7尺 5寸
	进 深	1丈 6尺 1寸	1丈 6尺
	填筑素土	3尺 2寸	3尺 2寸
	清代朝阳门内衙署南北角楼做法
	地脚刨槽落深 1丈 柱窝分位垂下长 5尺
	柏木地丁见方 8路 虎皮石掏木丁当高 5寸
	满灌桃花浆 周围并掏当筑打灰土 1步 四面周围拦土墙 5尺
	掺灰泥半 砖桃花浆 里厢筑打大夯 灰土10步见方四尺
	管脚顶厚 1.5尺 柱顶掏当并埋深
	灰土砌大影砖12层 周围散水折长11丈 3尺
	地脚刨筑灰土 平墁细停城砖 三进牙子一道立墁